早就知道在皖西学院有一位饱经风霜且颇有名望的老人——钱统刚先生。但如若不是专程上门拜访，而在大街上遇到，我怎么也不会把眼前这样一个仙风道骨般的老人与“饱经风霜”四个字联系起来的。

江淮地区的春天短暂而显得金贵，春风和煦，阳光轻柔，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恬静而温馨。走进这所本地区最高学府的大门就让人有一种如入仙境的感觉，一幢幢专家宿舍楼掩映在一片绿色中，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儿童的嬉闹。当我们推开钱教授家虚掩的院门看见一位站在花圃前的鹤发童颜的老人时，不禁在心里一惊：他就是那饱经风霜的老人吗？！

这是怎样一个经历坎坷的老人呢？我们只是知道，他曾经在国务院工作，曾经当过《光明日报》社的记者，曾经见过毛主席、周总理，曾经被打过右派，曾经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锻炼过，曾经……。可是，我们见到的老人，脸上写满的是安适和慈祥！

带着好奇，带着疑问，我们拉开了家常。然而，另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老人对过去却不愿提及：“往事都如过眼云，都过去了……。”

“虽然蒙受过不白之冤，但是，在我自己来说，总还是不断地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有错误，坚信党的领导。”

不谈过去，我们就聊起了当前日本入常的事情，老人略显激动：

“我们不能把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混为一谈，但是也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特别是像东条英机那样的战争罪人。芦沟桥事变时，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非常想当兵（远征军），可惜年龄太小了。看见那悬空高挂的标语——‘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那时真是热心沸腾啊！可是我只能将那激情记录到纸上：山重壑野求经苦，寇急祸深报国难！”

老人的眼里闪过一丝无奈。

“不能扛枪卫国，只好努力读书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国立安徽大学读书，学的是经济学。在老师的指引下，我通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论中国的土地改革》。”

不知不觉中，老人还是说起了往事：

“毕业后分在政务院，即今天的国务院，见过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张澜，第一任民盟中央主席。那时的工作积极性高，但是还想自己去做经济工作。几经请求，中央宣传部同意将我调至《光明日报》社，要我负责八大学院等高校的报道工作。当时就住在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住过的房子里。

“被打成右派也就是那时的事情，为了宣传双百方针，积极地奔走于全国各地，各个高校、各个文教系统和民主党派，写了不少报道。反右开始后，对民盟内部同志的批评也有一些不实之词，想起来真的很对不起他们……”

老人的眼里似有泪花。多么清晰的记忆，多么善良的老人 ！不提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待遇，提起的却是对别人的歉意和反省。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激动得一天没有吃饭，两夜没有睡觉！当时我们在教育部开全国扫盲工作会议，毛主席来看望与会代表。只见他头发花白，一身灰色中山装，侧面看有点像老婆婆，很慈祥。我当时带了相机，但是没办法拍照，人太多，太激动了，我们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唱《东方红》！”

怕老人血压升高，我们岔开了话题：

“钱老，北大荒的日子很苦吗？”

“当年的北大荒可真是荒凉之地的。我有这样两句诗，你听听就知道了：‘大北荒寒雪窟暖，层峦秃骤锯声咽’。我们被遣送去挖沟、伐木，原始森林被我们一片片地砍倒了，现在想来简直是在破坏啊！”

“您在那里待了多少年？”

“58年——62年，四年多。回到光明日报社，仍然未摘帽子，定为‘左转的好同志’。同年秋天，我回到了安徽，在供销社里工作。直到79年我才平反，开始在这里教书，教的是写作课。”一说到自己的坎坷经历，老人就轻描淡写了。似乎在说一个故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受过委屈，心里觉得平衡吗？”

“哈哈，侧身烟云淡，回首世界新。往事都如过眼云，过眼云……”

采访结束了，钱老一直把我们送出好远好远。春风中，老人的白发愈发显得飘逸清雅。许多天过去了，留在脑海的记忆只有两个字：高人。（朱学语）